今年2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到，“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，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。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、生育观、家庭观，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。”2026年全国两会，“高额彩礼”问题也成为代表们关注的一项社会议题。
红星新闻就此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、广西贵港市图书馆馆长李燕锋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北省沧州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石炳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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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燕锋提出，可以在制定彩礼限额，并对低彩礼结婚的家庭给予创业、就业上的激励。石炳启则在8年的乡村治理工作中探索出“低彩礼新风尚”工作经验的“五部曲”。经过多年努力，石炳启所在的河间市已刹住彩礼跟风上涨的势头。同时，石炳启提出，可因地制宜，以家庭年收入的2-3倍作为当地彩礼的上限标准。
高额彩礼催生骗婚、婚托 建议统一标准
李燕锋认为，高额彩礼现象源于人情社会中的攀比、面子心理等原因。“同样是这个地方的，你的彩礼那么多，我的少了，就好像很没面子，”进而形成“价格内卷”，彩礼越来越高。
李燕锋指出，两广地区的彩礼多为6.8万、8.8万，在全国相对较低。即便如此，依然可能引起攀比。李燕锋以一个女性朋友为例，她结婚时的彩礼是6.8万，婚后生育两个孩子，但到小叔结婚时，彩礼10.8万，她顿时有了“心理落差”。一家尚且如此，不同的县乡、省市，则可能愈加“没有底线”。
李燕锋举例，她在调研中了解到，浙江某地一对夫妻都是农民，他们的儿子娶媳妇要28万彩礼，此外还要五金，“一场婚礼下来，要花四五十万。”而这笔钱，几乎是整个家庭的积蓄。
李燕锋指出，“彩礼”作为中国婚礼习俗中的物质标志，存在不同形式，“有的地方表面上说不要彩礼，但又必须要有房有车，其实本质一样。”高昂的彩礼，加重了结婚成本，叠加孩子教育成本等因素，可能产生让年轻人“望而生畏”的气氛。
全国人大代表李燕锋
“为什么以前结婚、生孩子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，现在却阻力增大？有很多因素，但高额彩礼是最大的阻力之一。”李燕锋认为。高额彩礼导致结婚变味，也催生了骗婚、婚托等违法犯罪。
李燕锋说，不光农村存在“高额彩礼”问题，城市里也存在，当前流行的现象是，为给下一代娶媳妇，不少家长从中年开始就省吃俭用，开始攒钱。
“高额彩礼”的治理讨论多年，李燕锋认为，只有明确规定，才能刹住这股不良风气。她建议在出台一个统一标准，“尽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，但我建议彩礼金额不超过6万元。”
一位村支书的基层经验：标准要考虑不同经济水平
石炳启介绍，早在10年前，沧州河间市就开始在治理“高额彩礼”方面开展探索。石炳启2018年2月从北京退休，回到大庄村老家，担任党支部书记。8年来，他在移风易俗，尤其是婚俗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“五部曲”工作方法。
石炳启告诉记者，越是偏远、落后的农村，结婚、彩礼的负担往往越重。“在转变观念上，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相对容易；相反，农村地区转变观念较难，加上农村家庭经济状况更有脆弱性，因此，解决农民的高额彩礼难题，更为关键。”
石炳启认为，当前，许多乡村的红白理事会都是民间自发组织，会长常由姓氏家族的长辈担任，应把红白理事会纳入村两委班子的管理范围。“纳入村两委班子后，村干部不一定主持具体事务，但可以担任名誉会长或理事会成员，参与指导，提供政策方向和监管。”
全国人大代表石炳启
在担任村支书期间，石炳启想了许多办法。为给村民结婚省钱，大庄村的红白理事会分成三个小组：思想工作组负责劝导村民遵守村规民约，事务组负责帮助村民组织乐队和礼仪，炊事组负责免费做饭。“乡村的优点是，有事儿村民都可以互相帮助，包括吹鼓手，都是义务的。”
“五部曲”中的“第二部”是制定规矩，即就彩礼限额等问题制定相关的规定制度，包括婚礼宴席的桌数、酒的价格，但标准不能太死板，要考虑到不同乡村的产业和经济水平。
“第三部”是宣传教育。在大庄村，石炳启教育的内容包括：高彩礼的危害，低彩礼的例子，低彩礼结婚的观念，“以及从古至今什么叫爱情，什么叫人生。”听起来可能有些老生常谈，甚至“讨人烦”，但那些结婚的新人和家属们，在被提醒后往往都能接受。
石炳启认为，这些观念，需要通过网络、节目等多种形式，广为传播。只有大力宣传，才能落实到老百姓的行动中，成为一种本能，一种新风气。“至少要让大家觉得，高彩礼不光彩。要让这些观念深入人心。”
“第四部”是村干部的执行方法要个性化。石炳启表示，他利用自己在周边村里的威望、名声，担任许多婚礼的证婚人。“我是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、全国模范退役军人、‘中国好人’，我去证婚，大家也觉得光荣。”
石炳启告诉红星新闻，近几年，他主持过30多场婚礼，其中包括当地每年“5·20”的集体婚礼。“以婚事新办为荣，以铺张浪费为耻，弘扬社会新风，创造移风易俗新环境。”每次主持婚礼，也是石炳启宣传婚俗改革的一个“战场”。
前不久，一位拉萨女孩嫁到大庄村，女孩的父母到来后，经石炳启的宣传，接受了“结婚是爱情的结果”“结婚不是买卖婚姻”等观念，最终，双方“低彩礼”举办婚礼。石炳启称，村里在乐队、宴席方面提供了帮助，整场婚礼不仅极具民俗特色，还为新人家庭节省了七八万元，“那天的婚礼很热闹，大家都很开心。”
石炳启发现，很多时候，要说服年轻人接受低彩礼相对简单，说服长辈接受却不容易。
为了给宣传教育留下足够时间，大庄村的红白理事会章程规定，举办婚礼需提前两个月报备，这样就为村干部了解彩礼、婚礼等情况和做工作留下了足够时间。“我们做工作的时候，会把一些好的例子讲给大家。样板的作用很重要。只要消除攀比心理，事情就好解决了。”
（资料图）“反对高额彩礼 崇尚文明新风”倡导牌
但石炳启认为，制定统一标准不利于执行。他建议，各地区在制定彩礼最高限额时，可以以家庭年收入的2到3倍作为依据，“不至于对家庭的后续发展和生活造成太大的负担。”
经过几年努力，河间市多个乡镇的彩礼水平保持在平稳略降的水平，“在一些地方彩礼增长的情况下，我们大庄村所在的附近几个乡镇一般是5万到8万彩礼，这是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标准。”
对低彩礼结婚家庭，可否给予激励？
石炳启提到，收彩礼的情况中，绝大多数父母最终都把钱交给了年轻夫妻，但高额彩礼仍然阻碍着婚姻的顺利进行。此外，近年逐渐流行的订婚宴，也是加重结婚负担的新现象。“结一次婚，要办几次宴席。”石炳启并不认同。
几年下来，石炳启越发觉得，“零彩礼太绝对，不一定符合人情伦理和风俗习惯。”因此，倡导“低彩礼”更容易被接受。最近几年，大庄村顺利实行了彩礼不超过5万元的规定。
李燕锋和石炳启均提到，对于一些实行“零彩礼”或低彩礼的家庭，可考虑给予一些激励机制。“比如，能不能为这种家庭的创业担保、贷款，或者产业、就业扶持方面，提供一些政策倾斜？”李燕锋认为，要从“强制规定”和“政策激励”双重手段下手，才能对抑制高额彩礼起到实质的作用，“让大家回归婚姻平平淡淡的本质，都结得起婚、生得起娃。”
这也正是石炳启基层婚俗改革经验的“第五部”。他告诉红星新闻，村里在每年的工作总结、全村大会时，对低彩礼的行为，会发证书、牌匾予以表彰，有适当机会时，村里还会在创业上给予支持。
在工作过程中，石炳启也秉持一个原则，即不因彩礼问题拆散一桩婚姻。“不能因为有些人坚持要给高额彩礼，就强制干预。只要大的风气在改变，就是成效。”
作为一名基层干部，石炳启对风气的改变之难深有体会。他指出，一个地方可以经过努力把彩礼价格降下来，但当今的人员交流已不限于三乡五里，跨地区、跨省联姻普遍，因此单靠一个地方的治理远远不够。“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事儿，也不是一个乡镇、一个县能解决的事儿。它是一个全社会互相影响的事，所以需要上下共同发力。”
红星新闻记者 陈龙
编辑 张寻
审核 冯玲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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